对外贸易是拉动一个区域经济增长、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。长期以来，出口的短板，是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重要因素。

目前西部的对外开放在逐步加深，但如何扬长避短，仍是西部在开放中长期面临的挑战。

西部直辖市重庆，在近年来提出了通过开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。短短一年间，通过成功引入惠普4000万台笔记本项目，在一片空白的领域，崛起了电子信息板块。

3月7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北京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，重庆在电子信息产业的一系列成果，证明了模式的胜利才是根本的胜利。

“世界是平的，但这个规则并不适用于西部，西部要实现开放，不能套用沿海传统，必须创新模式。”黄奇帆说。

创新加工贸易模式

《21世纪》：2008年底，国务院批复成立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，在今年2月26日又批准了西永综合保税区，这为重庆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放平台。申请综合保税区的城市很多，重庆为什么这么快获得批准？

黄奇帆：综合保税区，以前也叫出口加工区，过去二十年里，我国批了10来个出口加工区，全部在沿海，最大的没超过3平方公里地。但我们这个一批批了个10.3平方公里。为什么会批这么大，因为重庆的规模有这么大。

过去的申报模式，是由各省先申报，有了这个平台，再引进项目。而我们现在惠普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已经客观存在，惠普、广达、富士康等整机厂商、几十个零部件厂商已经形成，所以很快就批下来了。这次重庆也创新了一种保税区的审批模式，即以后国家决定要再批综保区，要先有项目。

《21世纪》：过去没有生产过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重庆怎么会想到发展这个产业呢？

黄奇帆：在世界金融危机当中，许多加工贸易产品都出现负增长，甚至百分之三十四十的下降，但是笔记本电脑这个产品却是一个阳光产业。行业内认为，在今后3到4年里，市场需求会翻番。重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没有被混乱局面淹没掉，而是看到世界的曙光，然后断然出手去抓这个项目。

现在全球1.6亿台笔记本电脑有1亿台在中国沿海加工，我们现在如果想去挖沿海现有1亿产量市场的墙角，是很难的，但是如果能把新增的1.6亿台拿四千万、八千万到重庆，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突破。

《21世纪》：重庆怎么说服惠普来投产这四千万台笔记本项目？

黄奇帆：要害是我们对过去二十年来沿海加工贸易的模式做了深刻的转变，这点很重要。

不管是中国沿海还是全球，过往加工贸易的一个基本特点是，加工基地的零部件、原材料在海外，从全球各地方生产零部件，运到了一个加工点上，加工出来的产品再卖向全世界。这就是所谓的两头在外。

重庆离上海、沿海两千公里，要素成本再便宜都抵消不了效率和物流成本，做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过去二十年上万亿加工都在沿海而不是内陆，就在于物流成本。

我们给惠普一个断然的承诺：三年内，重庆政府保证使零部件生产达到80%本地化，如果不行，一切产生的物流成本，重庆政府补贴。

这个模式说了以后，惠普老总也是战略家，他发现这个模式使物流成本下降了，重庆本地劳动力和要素成本又比沿海低。当然他们也很小心，所以先做了一个试验，先生产400万台，他们看我们的执行力，发现我们很高效，做事是脚踏实地， 他们信任度大了，所以剩下的3600万台就下单了。

由于模式的诱人，惠普下单4000万，由于4000万订单的诱人，零部件厂商蜂拥而来。我希望西部同行要理解这点，否则用传统思维，即使呕心沥血也没用。

价值链创新

《21世纪》：除了做加工，您多次提到，要做加工贸易高端，这一点你的思路是什么？

黄奇帆：沿海一亿台，重庆现在实做4000万，计划8000万，可以做到一亿台，也就跟沿海一比一了。也就是说当世界真有3亿台产量时，中国占2亿台，其中一半在重庆，这样重庆就成了中国最大，也是世界最大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基地。在这样一个看得见的模式下，电脑的研究开发就开始考虑放在重庆了，因为你规模大，这是第一个概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