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传志：有机遇的方面，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对政治、哲学、经济的注意。研究过历史的，就不会太张狂，不会在某一个局点上抓住不让。山再高大也千万别狂，当年我见过中关村一些狂的不得了的企业，到今天就不在了。

我们有一个说法，联想就像一个线路板，线路板上有1万个元器件，但如果每个元器件的寿命是1万个小时，线路板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1个小时。说明什么呢？企业大了，事就多了。只有每个元器件的寿命都延长到100万小时，线路板的寿命才能是100小时。所以，企业所有成员都要谦虚谨慎、别在改革中犯致命错误才可以。人的目的不是光要活着，要继续往前走，就还得把这关系掌握好。

我觉得能做大事的企业家，会主动关心历史。就算我不做企业，我也有足够的兴趣去研究这些事——中国的近代史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和变化。我绝不是什么有“政治家”色彩的企业家，只是对历史、政治、哲学感兴趣，如果你做企业不研究这些事，企业本身会有危险。

我想新一代的、做大企业的人都会有以史为镜的意识。比如牛根生、马云、南存辉，他们对这些事也是很有研究，都明白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不该说话，该说的事有没有弄得足够明白。
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认为你这一代企业家所拥有的国家和民族使命感能往下复制吗？新一代的年轻企业家的成长环境可能和你们那一代大不同。

柳传志：我觉得年轻的企业家整体还是有使命感的，在我的接触之中，发现很多年轻企业家不光是为了财富积累，也很考虑社会发展。

未必要求他们的使命感一定要胜过我们这一代，但也是希望他们把我们国家在那个年代付出的学费、沉重的代价拿过来再复盘一次，体会一次，可能更好一些。本身作为企业家，他就应该对这些事情更敏感。
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有年轻一些的企业家评价你们这一代企业家，说你们这一代企业家等于是两栖作战，一方面你要跟体制和环境做一些博弈和斗争，另一方面还要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。有没有觉得比2000年之后创业的企业家更辛苦？

柳传志：当年曾经辛苦过，正因为如此我现在觉得格外不辛苦。实际上在做企业的过程中，真正让人觉得痛苦的有几个方面：一个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时，受到体制的限制，实现一个突破，不仅要冒商业风险还要冒政策风险。凡是冒政策风险的事情，都会让人觉得不愉快。第二，在突破观念时与人发生碰撞也是不愉快的事情。典型的事情就是我跟倪光南(博客)先生的那种碰撞，碰撞本身是不愉快的。至于做企业过程中，就业务本身进行部署、试探、定战略、执行，执行的过程中有胜有败，我觉得都是愉快的。再有一个是前些年太辛苦，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不愉快。还有一点是现在老了，如果我还有那时候的劲头，会做得更好。不过老有老的愉快。我到了做企业的后期，更多的力量是在研究规律、研究在自由王国里做事情。
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你前面提到的前两种痛苦，跟当时社会对企业和企业家的普遍共识还未达成是不是有关？这到现在有改观吗？

柳传志：一个是观念上没有达成共识。另外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制度，但又要发展市场经济。虽然给了企业家空间，但做起事来又经常踩红线。社会不停进步，老的共识达成了以后，又有新的共识需要出现，所以总是要有突破。

复盘联想

《中国企业家》：联想20多年来经历了很多关键的决策，你自己觉得哪一个决策过程是最艰难的？

柳传志：最难的那一年应该是1994年，应该是个大槛。我1994年为联想上市在香港忙了一年，当时上市其实难度非常大，但我有一个主导思想，就是把5%的希望变成100%，所以全部的力量全都扑在这上面，不顾一切非把上市的事给解决不可，而这时候跟倪光南先生在北京的矛盾又变得很剧烈，两件事情都非常尖锐，当时我自己身体又有问题，事情弄到一块儿非常为难。那一年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，就是那一年外国企业一下子在中国占领了很大的市场。这就内外夹攻给我形成了很大压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