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像新浪这样以广告收入为主的门户网站，相对会比较重视自己的声誉，其一年20亿左右的广告收入，不值得为这些鸡毛蒜皮的收入搞坏自己的声誉。但无论新浪还是网易，都不可避免个别网编人员从中寻租。

　　修相科不无委屈地告诉本报记者，撤稿的原因有很多，很多时候并不一定都是工作人员权力被寻租了。

　　除了稿件原发单位的撤稿函外，更多来自监管部门的撤稿函，这更令网站无奈。

　　如果以为公关公司的公关人员以“搞掂”网站为乐为荣，那就错了。真正的情况是，没有公关人员从内心认同这种做法，王林就向本报记者表示，这份工作令他内心很痛苦。而一家大企业的女公关则告诉记者：“傍大款的心理扭曲度也不过如此。”

　　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副秘书长陈向阳对本报记者解释，这一现象的出现，根子在于社会心理不够成熟，真正爆几个负面又如何？如果行得端坐得正，“钓鱼”者又能奈何？

　　灰色地带谁来监管？

　　张丽华

　　“互联网不仅是技术、是媒体，更是政治；不仅是器物、是产业，更是意识形态。”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马利最近在人民网发稿中这样总结。互联网发展至今，党和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监管一直未有懈怠。国务院新闻办早在2000年4月就成立了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局，并在各地设立网络新闻宣传管理处对网络舆论进行管理。

　　近期人民网原发和转载了数篇网络管理的评论文章，中国国际公关协会副秘书长陈向阳对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表示，近期可能将出台针对网络管理包括“网络黑社会”的监管办法。

　　本报记者梳理发现，人民网的一系列评论，均从执政党与互联网、如何主动发声引导网络舆论的角度来对网络进行管理。监管层面对商业性的网站删稿、删帖以及“网络黑社会”方面的评论，几乎一片空白。

　　本报记者了解到，各地政府宣传部门设立的网宣处，其服务对象是当地党委和市政府。如上海市网宣处的一位官员就明确对记者表示：“我们主要是为市委市政府服务的，并不负责网络商业活动的监管。”

　　由于股权链条不匹配，政府部门不能任免非政府网站或非传统媒体旗下网站主编，政府对大量网站的监管不能做到像传统媒体一样。目前国家对网站媒体性质所采取的管理方式是将网站的“自采权”收归新闻出版总署。网站所发布的绝大多数新闻稿，都来自于和必须来自于传统媒体。这种方式的好处，是对传统媒体在股权、人事、广告经营业务、采编业务等等的管理能够自动延伸到网站。当然此类监管并非绝对。现在许多网站仍可以打擦边球，将自采的稿件上网。一些网站也会选取来自外媒或港媒的报道稿件。

　　网站享有充分的转载权，尤其是各大门户网站，与绝大部分传统媒体都有转载合作。除此之外，大量的网站与传统媒体之间是没有合作协议的，但他们也同样转载，这在当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如果不是恶意转载，大多数传统媒体对于被转载也懒得与之交涉。

　　网站有权转载，那么有没有对等的让稿件不被删除的义务呢？只要不是来自新闻原发单位的撤稿函，网站是否有义务为传统媒体坚守住网络这一话语通道呢？记者采访了解到，这类条款在转载协议里一般是不会体现的。而相关的法律法规在这一方面也是缺失的。

　　半岛网副主编修相科告诉本报记者，网站在得到许可转载之后，可以自行决定在页面上的保留时间，如授权方要求删除，那么网站须配合授权方删除。

　　对于被删稿件的采访记者和传统媒体来说，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策划、采写、编辑的稿件转载量低，或被网站莫名删除，内心难免感到失望。

　　从这一角度来，面对网络传播话语权日益侵蚀传统媒体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，传统媒体的采编人员在传播渠道的掌控上某种程度上是处于弱势的。但相对而言，传统媒体因为拥有专业化的采编队伍和长期运作经验，却又仍然是社会环境的“瞭望塔”。一个肩负公众“哨兵”的义务却缺失话语渠道；一个拥有话语渠道却又不负“哨兵”之责，最后利益受损者，必定是整个社会。